二零一九年十二月，我们在鄂托克旗一个项目施工。工期很紧，所以需要冬施。晚上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宿舍刷手机。同事陈强忽然说：“买点医药股吧，武汉好像有流行病。”谁都没有当回事，包括陈强自己也并没有真的买医药股，因为网上有很多辟谣的文章，说武汉根本没有什么病，即便有也只是个例。
二零年腊月二十八的时候，和老婆出去买点东西，路过一家药店，就想进去看看，顺带试一下鄂尔多斯的医保卡能不能在呼和浩特用。进去以后发现没什么可买的，售货员就劝我们：不如买点口罩吧？好多人都在买！我说买吧，不一定用得上。那天我还没有意识到，我的抗疫生活就从那两包口罩开始了。
除夕电视里播放了军队支援武汉的新闻，这才相信武汉真的有疫情了。很快，一边看春晚，一边在群里收到各种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，有些吓人，但并没有多在意，觉得离我们还远。
初一给老家人拜年，知道姥爷病危了。收拾了一下赶紧开车回老家。一路上并没有什么异常，老家镇上的人们该干嘛干嘛，一派祥和景象。
姥爷是正月初二没的。一家人商量着如何办丧事，第二天旗里下了通知，要求丧事从简。我们还说：老人节俭了一辈子，选择这个时候离开，大概是担心儿孙们破费。后来才知道，如果再晚几天，恐怕连那样简单的丧事都费劲。由于政策收紧，许多亲戚都没有回老家参加老人的葬礼。我当时哮喘的毛病犯了，咳嗽的厉害，也提前回了呼和浩特。
初六回呼市的时候，路上已经开始设卡量体温，大街上的人都戴着口罩。很快，小区开始限制出行，每天每户只允许一个人出去买菜，街上空空荡荡，走在马路上恍如梦游。
那一年人们心情都还不错，隔离在家学着做饭，抖音快手教人们如何做粉皮、怎样蒸烧麦······
好像是三月份开始解封的，解封后到鄂尔多斯上班，按要求在宿舍居家隔离了半个月。
工地也很快就复工了，工人要查验行程码，向当地政府备案，符合要求就可以上岗。对外地来的材料，要向防疫部门报备，消毒以后可以进场。每一个施工项目必须有切实可行的疫情防控方案，并经主管部门审查通过方可施工。这种情况持续到二零二零年六月就好一些，似乎疫情已经结束了。
二零二一年紧张了那么几天，是在国庆以后。那几天我回呼和浩特陪母亲看病，到了鄂尔多斯后，呼和浩特有了疫情。因为我有呼和浩特的行程，被告知需要居家隔离，于是就在工地宿舍里隔离了两礼拜。
最痛苦的时期就是二零二二年。大家正在看元宵社火，一派歌舞升平。半夜听到有人用大喇叭喊：“赶紧解散，有疫情了，各回各家吧！”呼啦啦一下子，街上的人走了个精光。隔离封控又开始了，孩子们上网课又开始了······
这一年就没消停过，把人们折腾的筋疲力尽。
前些天，工作群里接到通知：把所有的场所码都取下来，以后不再查验行程码、健康码。第二天，果然再也没有看到场所码。
那一刻很不适应，几乎无所适从。整整三年啊，恍如隔世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