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装固定电话是很早的事儿了，那时的号码只有5位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妈是长途话务员。那会儿想打长途，自己在家打不了，得先打到长途话务台，让话务员帮忙转接。一排话务员，头戴耳麦，每人眼前一堵孔墙，蜂窝一样。
灯亮了，就是有人要打长途，赶紧把塞绳插进孔中，问他要哪儿，要北京，好，赶紧找呼和浩特的孔，插塞绳。首都直接要不了，得找省会中转。
呼和浩特话务员再找北京的孔，插塞绳，塞绳那头是北京话务员，半个小时内能接通，算快的。赶上你要找的那位不在家，这半天就算白忙了。有时一个长途辗转一星期，才能通上话。
市话倒是没这么麻烦，但同样充满变数。那时，和别人打电话约好在一处见面，如果一方临时有事去不了，而另一方已然出门，真的是打死也联系不上，你只能自己去，或托人去，当面取消。
在座机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年代，人们还是更信赖从容的书信。那时我二姨是邮递员，我和她送过几次信。那会儿送信都是骑自行车，我二姨带着我，我抱着信。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跑，一家一家送。
电话不是人人都能打，但信谁都可以写，只要你出得起邮票钱。送信不是个好活儿，有时跑上半天，只能送到一封信。你片儿上的信都是你的任务，必须送完。
当时听说，我二姨有个同事，人品成疑，每次送信送烦了就会自我减轻工作量，找一个阴郁的下午，集中焚烧一批这周还没送完的信。基本上，道德尽数沦丧，人性全额泯灭。
写过信的人都有体会，写信就是注心，见不着面，我把我要表达的心意和想法，尽力注到每一个部首里、每一个标点中，字里行间都是我对你阅后反应的无限期许。每个信封里，都是一个宇宙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青年没有手机，也没有微博、